國際原子能機構肩負著雙重使命，既要促進核技術的和平利用，造福于全人類，同時要防止核物質被轉用、導致核武器擴散。領導這一重要聯合國專屬機構的是來自阿根廷的外交官拉斐爾·格羅西(Rafael Mariano Grossi)。格羅西外交生涯的起點便是防止核擴散，見證阿根廷走過了從一個擁有高濃縮鈾的國家到加入《核不擴散條約》的歷程。最近，聯合國負責全球傳播事務的副秘書長梅麗莎·弗萊明在她的博客《夜不能寐》中采訪了格羅西。請聽黃莉玲的報道。
2019年12月，來自阿根廷的資深外交官拉斐爾·格羅西開始擔任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領導這個致力于“核科學技術的安全、可靠及和平利用”的聯合國專門機構。
在格羅西長達35年的外交生涯中，全部的時間都奉獻給了核不擴散和裁軍事務。
格魯西出生于1961年，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是在軍事獨裁政權下度過的。格羅西的父親是一位作家和記者，他經常跟著父親去電視臺或廣播電臺錄制節目，母親則是一位雕塑藝術家。
格羅西：“阿根廷那個時候很奇怪，表面上看起來很平靜，但你知道這是一個人們會失蹤的國家，就像智利這些國家一樣。這個國家發生的一些事情從根本上是錯誤的，但沒有被過多地談論。我記得我爸爸的幾個朋友，這些從事藝術或文化的人都有政治觀點，抑或進步，抑或保守。有一天我爸爸的一個好朋友來我們家躲了起來。我爸爸給了他一些錢，一天后，他離開了。幸運的是，他被綁架了一段時間，但沒有被殺害。總的來說，就是這樣矛盾，我去上學，周日去參加足球比賽，生活相對正常，但同時可怕的事情正在發生。”
1983 年，阿根廷在經歷了多年嚴酷的軍事獨裁統治后，舉行了選舉并恢復了民主。年輕的格羅西與阿根廷舉國上下的人們一樣感到國家充滿了巨大的希望，他們熱情地走上街頭，參加各種政治集會。
格羅西：“在選舉前兩個月，阿根廷軍政府宣布它已經掌握了鈾濃縮技術。令人擔憂的是，要使核武器爆炸，需要鈾、濃縮鈾或钚，你必須有充分的理由這樣做。如果你將鈾的同位素高度濃縮到 90% 以上，那么你就擁有了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材料。當時阿根廷還沒有簽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所以它是處于一個放大鏡下的國家。而他們進行這種非常復雜的濃縮鈾技術的設施并沒有向國際原子能機構申報，它是一個秘密設施。因此，突然間，南美洲有了真正的核武器擴散的可能，這當然會觸發巴西——誰知道還有其他哪些國家——在同樣的方向上采取行動。”
那時，格羅西就讀于阿根廷外交學院學習政治學。民選文職政府上臺后，他加入了外交部。
格羅西：“我們舉行了選舉，文職政府上臺，然后它繼承了鈾濃縮項目。事實上，阿根廷擁有了這種能力，但民選當局不知道這個位于巴塔哥尼亞秘密設施中的核計劃究竟是什么。這簡直像電影。那時我正加入外交部。我想成為一名外交官，我一直在等軍隊下臺。當然，沒有人想去搞核問題，但它立刻讓我著了迷。我認為這對于這個民主國家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希望阿根廷擁有核彈，但我希望阿根廷擁有核能。因此，如果要為此進行外交，我想在這方面努力。”
阿根廷新上臺的民選政府放棄了剛剛濃縮出武器級別鈾的核項目，而且最終在1995年2月作為無核武器國家加入了《核不擴散條約》。格羅西從一開始便參加了這一進程。
格羅西：“我有一個非常有遠見的上司，我的第一個上司。他對我和另一位年輕的外交官說，如果你們想做這個工作，就必須了解核。我們的確需要了解其中的技術和科學。因此，我們被派往阿根廷所有的核設施，包括核反應堆、燃料制造廠、濃縮設施、實驗室，在那里度過了六個月。你可以想象，我與這些工程師一起工作的時候，我不知道是誰更驚訝——這位年輕的外交官被介紹給他們，然后我對他們說，我只是來這里學習的。”
1986年，格羅西作為聯合國裁軍研究員前往曾經遭受美國原子彈轟炸的日本廣島和長崎，那個時候當地還有很多的幸存者。
格羅西：“我記得我們去了一家醫院。我問一位婦女，‘當時的情況到底是什么樣的?’ 她開始哭泣，不能說話。她看著我，我看著她。她想說點什么，卻又說不出來。她想有禮貌，她想回答我的問題，但她不能，就是不能......我感覺很難過，非常內疚。他們幸免于難，但實際上，那種悲傷從未離開過她……這件事改變了我的觀念，它給了我一種決心，這樣的事絕不應該發生……去廣島和長崎是我必須做的事情，你需要接觸這些東西，身處政治高位的風險是你會失去聯系。你通過麥克風、會議室和決議來處理問題，完全失去‘人的維度’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而且這樣做實在是太方便了。”
國際原子能機構有兩方面的使命，一方面，原子能機構在促進核能的和平利用，包括在核能發電、醫療、農業等方面的廣泛用途;另一方面，原子能機構在進行監督，向世界各地派出核查員，防止核物質被用于軍事目的。為了后一種使命，他會訪問熱點國家，開展艱苦的外交談判。比如，前往伊朗。
格羅西：“我一直非常清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像伊朗核計劃這樣的計劃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和這個國家的前景意味著什么，這對于伊朗和原子能機構而言，是完全不同的看法。如果你失去了這種認識，你不僅有可能不了解你的伙伴，你也有可能是一個糟糕的談判者。因為你不會明白什么樣的事情對他們來說是重要的，以及如何看待在規則內——當然，在規則內——允許某些事情。我的經歷讓我給這個職位帶來了這樣一種觀點，這產生于在我所來自的地方和我在那里的生活。我看到并知道，在南美洲，事情原本可能會有所不同，阿根廷和巴西可能會擁有核武器。我們努力防止了這種情況發生，這也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篇章。這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那些越界或不越界的時刻，以及你至少應該嘗試做些什么來防止越界。有時你能防止，有時你做不到。”
格羅西說，“在朝鮮的問題上，不幸的是，國際社會失敗了，這是一個核擴散的案例。朝鮮一度還不是核武器國家。最終，談判失敗，朝鮮越界了”。
格羅西：“對于一個仍然貧窮、仍然存在所有這些問題的國家來說，花費數十億美元來研制核武器是多么地可恥。這是為了什么?這里存在道德和倫理義務，而不僅是軍隊的問題，不僅是 X、Y 或 Z 國擁有核武器帶來的危險的問題。這對數以百萬計的人來說意味著什么?這將使他們幾乎永遠處于這種欠發達狀態，因為當你知道運行核武庫需要什么樣的投入和成本時，你就會意識到你正在推遲其他一切事情。當你是一個中小國家時，這是在防擴散方面非常強大的另一個很好的理由。”
在熱點問題之外，目前格羅西正在傾注大量精力讓核技術造福人類，他正在領導原子能機構推出一個雄心勃勃的“希望之光”項目，以期改善整個非洲大陸的癌癥治療。
格羅西：“一半的非洲國家沒有一個放射治療單位。 半個非洲大陸都處于這種情況，這是不行的，我們要改變這一點。所以，我們召集了團隊，我們正在推出‘希望之光’。我對這個項目寄予厚望。 因為，每年有大約30萬名女性死于完全可以治愈的癌癥——宮頸癌或乳腺癌。因此，如果國際原子能機構可以提供最基本的基礎設施，如果他們給我們錢，不是數十億或數萬億，而是1000 萬到1100 萬，你就可以擁有一個癌癥治療中心。我們可以培養人才，可以提供設備，可以開始拯救生命。所以這是一個有關決定的問題。我對此寄予厚望。”
作為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一把手，格羅西說，這是一個沒有白天和夜晚之分的對個人生活侵入性很強的工作，壓力巨大，因此要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尋求平衡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他和妻子仍然繼續堅持著，他的妻子也在《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秘書處工作，而且他們有八個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