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急通訊——我們從福島事件中學到了什么?
2011年3月17日,記者在奧地利維也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部參加有關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的每日簡報。
在核緊急情況下,通訊員的作用幾乎與一線人員的作用一樣重要。在緊急情況引發的警報和恐懼中提供清晰、準確的信息,可以挽救生命,每分每秒都至關重要。
那么緊急通訊人員從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中學到了什么呢?
美國環境保護署(EPA)輻射信息和外聯部主任杰西卡·韋德(Jessica Wieder)說:“作為聯絡員,我們作為傳播者的工作是幫助公眾就他們的安全和親人的安全做出明智的決定。”EPA的職責包括輻射監測。“輻射緊急情況可能很可怕,所以我們過去的沖動是首先安撫公眾的焦慮。現在我們的主要目標是將放射性事件的嚴重性轉化為知情的準備和行動,而不造成過度恐慌。”
我安全嗎?
任何涉及放射性材料的情況都會引起廣泛的恐懼,這往往是因為對許多人來說,輻射的概念是陌生的和難以理解的。為了有效地應對這些情況,溝通者必須專注于回答受影響者提出的一個關鍵問題:我安全嗎?
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清楚地表明,要回答這個問題,減少公眾的焦慮,傳播者需要向公眾提供清晰格式的數據。
“人們想要數據。他們想要數字,”韋德說。“在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中,我們了解了及時發布信息的重要性。當這種情況沒有發生時,我們我們看到我們失去信任的速度有多快,而重新獲得信任又是多么困難。”
在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之前,只有少數人能訪問EPA的輻射數據,這些數據是有密碼保護的。然而,在事故發生后的兩周內,EPA取消了密碼保護措施,并在其公共網站上公布了相關數據,此后這些數據一直在該網站上公開。
事故發生后的24小時內,運營福島核電站的東京電力公司(TEPCO)已經提供了初步的輻射監測數據和反應堆狀況的實時更新。然而,對公民和媒體來說,理解這些信息的實際含義是一項挑戰。
韋德補充說,事實本身并不能克服強烈的情緒。“我們不能只是提供公共數據;我們必須給他們數據和解釋,這樣他們就能理解這些數據對他們的健康意味著什么。”
自事故發生以來,國際原子能機構通過提供技術專長和幫助向公眾傳播信息,在許多領域為福島縣提供了支持。它還幫助制作了相關的公共信息材料,包括傳單和一個網站,上面顯示了輻射監測和去污工作的結果。“使用圖片、圖表、清晰的解釋和通俗的語言是實現公眾對數據的理解和解決感知風險的關鍵。”國際原子能機構公共信息和通信辦公室的Miklos Gaspar說,他負責監督對福島縣的信息傳播支持。
許多聲音,一條信息
信譽一旦建立,就必須得到維護。在福島第一核電站(Fukushima Daiichi)事故發生后,溝通者認識到,要保持公眾的信任,在緊急情況下,權威的聲音必須以相同的語氣傳達相同的信息。“如果一個組織說一套,一位專家說一套,我們就失去了信任。在緊急情況下,我們負擔不起,”韋德說。
當不同的可信源向公眾發送相同的數據和相同的消息時,它就起作用了。阿根廷核監管局通訊主管瑪麗亞·勞拉·杜阿爾特 (María Laura Duarte) 表示:“讓外部人員回應您的信息,會給你發布的信息帶來額外的可靠性,而你自己可能做不到。提前協調是至關重要的。”
在阿根廷,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政府代表、應急人員和學術界專家已聯合起來開展應急通信工作,形成網絡,以便在發生緊急情況時確切知道該呼叫誰。杜阿爾特說,提前讓媒體參與并通報情況,為可能發生的事件做準備,并讓他們參加反應演習,也很有用。
當真相還在穿鞋時,謊言可以傳遍半個地球
除了建立信任之外,協調一致的信息傳遞還有助于打擊錯誤信息。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發生后,公民分享的信息有時是錯誤的。“輻射的風險是非常高的,”韋德說。“這會導致錯誤信息。”
盡管幾乎不可能對每一個謠言都做出回應,但溝通者一致認為,關鍵是要關注那些最普遍的謠言,并與幾個不同的合作組織一起介入,以根除不準確的消息。
核研究和咨詢集團(NRG)的高級溝通顧問科拉·布蘭肯達爾說:“如果你必須處理錯誤信息,試著找一個值得信任的伙伴,比如醫院的醫生,讓他們澄清情況來支持你的信息。”NRG是一家在荷蘭經營核研究反應堆的公司。
一天一天地建立信任
但建立信任不僅在緊急情況下重要。
杜阿爾特說:“我們必須隨時溝通,無論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每天以公開和透明的方式對民眾進行教育和交流,如果發生緊急情況,這將會使他們更容易相信當局的信息。她說,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一種有效的方式,因為它允許傳播者和公眾進行雙向互動,建立公共對話。
加斯帕說,贏得公眾信任意味著“讓社區代表參與輻射測量,并與公眾進行持續和透明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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