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在科學管理控制下，核醫學檢查完全安全可控。但“恐慌”反應也折射出了大眾對這門學科缺乏理性認知的現狀。事實上，無論是普通的公眾，還是從事相關臨床工作和研究的醫生們，大家對于核醫學的認識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同時，因為我國核醫學起步較晚，核醫學產業較發達國家水平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只有加快核醫學相關知識的普及與臨床學科更好的融合，才能有效推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那么核醫學究竟是怎樣一門學科?未來又將面對怎樣的發展方向? 近日對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核醫學科主任徐浩教授進行了專訪，徐浩教授已在核醫學領域深耕30年有余，從他的洞見之中，我們或許能夠更深刻地認識這門學科，并得以窺見未來核醫學的發展。

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核醫學科主任 徐浩教授

核醫學是基礎醫學研究與臨床診療工作的橋梁

與CT、MR影像的成像原理不同，現階段的核醫學檢查融合了PET及CT(或MR)兩種設備。患者在進行檢查前將被提前注射放射性藥物(示蹤劑)。該示蹤劑通常反映生理或病理生理狀態下的代謝、受體和功能變化。“進入人體后的放射性示蹤劑(如18F標記的葡萄糖類似物FDG)1小時左右達到分布平衡。與正常組織或良性病變相比，腫瘤病灶處的代謝會出現異常。因此，體外PET接受到的射線量在腫瘤病灶與正常和良性病變之間也會存在差異，這個時候我們再用CT進行定位，就能精確獲取腫瘤的葡萄糖代謝情況。”徐浩教授介紹。

隨著核醫學朝著精準醫學的方向發展，示蹤劑的作用逐步加深，針對不同腫瘤病灶的示蹤劑逐漸出現，如FDG的葡萄糖代謝顯像、NaF的骨顯像、FMISO的乏氧顯像……示蹤劑的發展為精準醫療與核醫學的融合鋪好了道路。

不過，困難也正值于此：為了針對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病灶進行特異性顯像，研究人員必須找出合適的靶點并配以具備安全性的放射性藥物。在這個過程中，放射性藥物的研發與創新藥的研發有相似之處，研發人員需要從成千上萬個藥物之中尋找到符合要求的藥物，同時還需在臨床實驗中保證藥物的安全性。

這是一個高成本，高時耗的過程，需要研究人員查閱大量的文獻，從基礎醫學研究之中尋求新型放射性藥物的蹤跡，進而找到可能的化合物進行開發，進而投入臨床實驗之中，這個過程貫穿了基礎醫學與臨床研究兩個環節。在徐浩教授看來，核醫學是連接基礎醫學研究與臨床診療工作的橋梁。

但挑戰自然也攜著機遇，許多藥企正朝著核醫學科醫生的需求不斷進發，例如GE藥業便因此開發了GE-180示蹤劑等能夠在臨床之中表現出明顯特性的專利藥，有效推動了示蹤劑的研發進程。

示蹤劑制備正走向自動化

除了放射性藥物的研發之外，制備同樣是醫院常常面臨的一個難題。

“不同的核素具有不同的半衰期，而一旦核素質量發生衰減，它的顯像效果將受到極大影響。PET顯像常用的放射性核素18F，它的半衰期僅有109分鐘，我們必須卡準時間提前準備，在患者進行檢查前及時制備。”徐浩教授解釋到。

“醫護人員的輻射安全是第二個問題。長期與放射性物質相處并不是一件安全的事。過去的核素往往是由醫生手動制備，這意味著醫生存在被輻射的風險。同時，示蹤劑制備的化學反應控制存在一定的技巧，需要關注眾多反應因素，如果在制備時漏掉某些細節，可能會對放射性藥物的顯像質量產生影響。”

為了更好的解決上述問題，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采購了GE的小型回旋加速器及全自動化學合成系統(如FASTlab2)，他補充到“回旋加速器的小型化讓我們在制備藥物時對空間的選擇上更為靈活，而全自動化學合成系統則能將過去醫生的部分操作自動化，對于許多示蹤劑的制備，該系統均有成熟的卡套式解決方案，能夠大幅提高示蹤劑制備的質量與效率。這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從手動到現在的半自動，再到未來的全自動，放射性示蹤劑的制備問題正被一步步解決。”

核醫學走向何方?

總的來說，影響核醫學發展的因素主要包括影像設備與放射性示蹤劑。隨著我國核醫學影像設備審批的不斷松綁，未來核醫學影像設備的全國裝機量將會不斷增多，核醫學科的影響力也會不斷增大。

剩下的問題便指向了放射性示蹤劑。盡管頂級醫院與制藥企業都研發了許多新型的放射性藥物，但其應用范圍僅適用于研發所在的醫院內。事實上，我國已經20年沒有新的放射性藥物出現，放射性藥物的產業化也就無從談起。這需要制藥企業、核醫學科專家與政府藥物審評中心共建對于核醫學的新共識。

“下一步，我希望我們能構建發達的放射性藥物產業，將放藥的制備問題、新藥研發問題與可及性問題徹底解決。同時，我們也需要推動核醫藥診療一體化的發展，加速治療型核素研發，這是核醫學與精準醫療結合重要的一步，也是中國核醫學水平達到國際領先水平的重要一步。當然，這仍需要各界的共同努力。”在采訪的最后徐浩教授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