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窮得)三個人穿一條褲子，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彈;中國種的是‘蘑菇云’，收獲的是‘鵝卵石’。”但就在蘇聯毀約停援5年后，1964年，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在大漠深處爆炸。若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獲知這一結果，或許會為當初的斷言懊惱不已。
“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場遺址。視覺中國供圖
兩年零八個月后，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國第一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地導彈飛行爆炸成功。
沒有任何資料，沒有其他國家的幫助，對西方國家來說，中國以驚人的速度，研制出包括原子彈在內的“兩彈一星”，是一個科學奇跡，更是一個不解之謎。
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兩彈一星”是幾代人為之獻身的偉大事業，它給我們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財富，共同鑄就了中華民族的脊梁。
面對嚴峻形勢，中國人要造出核盾牌
原子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出現的新式武器。由于它威力巨大，一經使用就震撼了世界。20世紀50年代，美國發動侵朝戰爭，揚言要用原子彈封殺中國，并在日本部署核武器。
“你們要保衛世界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必須自己擁有原子彈。” 面對核壟斷、核訛詐、核威脅，1951年，遠在法國的核科學家“小居里先生”請他的中國學生楊承宗回國后給毛澤東主席捎句口信。
面臨嚴峻的國際形勢，我國領導人也意識到，必須擁有核武器，制造自己的核盾牌。
1955年1月15日，這是我國歷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天。這天，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這是中央專門討論創建我國原子能事業的一次歷史性重要會議。
這個沒有文字記錄，也沒有拍攝照片的絕密會議，可資佐證的是周恩來總理寫給毛澤東主席的一份報告，以及后來會議親歷者的回憶。
會上，領導人聽取了關于我國核科學研究人員、設備和鈾礦、地質情況以及所需條件的匯報。最后，毛澤東主席說，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鈾礦來……過去幾年其他事情很多，還來不及抓這件事。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
一個創建我國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就這樣定了下來。
當時，抗美援朝戰爭剛剛結束，大規模經濟建設剛剛開始，我國經濟力量還十分薄弱，科學技術和工業基礎還十分落后，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高瞻遠矚、審時度勢，以最大的魄力，毅然做出了創建我國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歷史證明，這個決策極其英明。
1961年夏天，中央實行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這種情況下，原子彈是繼續“上馬”還是“下馬”，有了爭論。
對此，聶榮臻元帥說：“我們現在需要科學技術，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軍隊一樣，‘兩彈’不應下馬，應該攻關。”
有了堅強的領導，夢想起航。
一窮二白下，數十萬人合奏“交響樂”
“兩彈一星”，這曲改變新中國命運的交響樂，是數十萬人用生命合奏出來的。
被國家選擇，也被歷史選擇，很多人的人生軌道因此被改變。
杜祥琬小時候的夢想是研究天文學，結果一輩子投身核物理。
1960年6月，后被授予“兩彈一星”元勛稱號的陳能寬突然接到通知：他要調入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在他并不熟悉的爆轟物理領域，近乎白手起家，參加我國核武器研究。從此，他隱姓埋名長達1/4個世紀。
1961年1月，我國著名核物理學家錢三強把后來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于敏叫到辦公室，非常嚴肅、秘密地告訴他，希望他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這次談話，改變了于敏的人生道路。一個月以后，35歲的于敏被正式任命為“輕核理論組”的副組長。
在一次次從零開始的艱難抉擇面前，人稱“奇女子”的王承書用三個“我愿意”肩負起了國家的重托——研制原子彈的核心燃料高濃鈾，用一臺已經銹跡斑斑的手搖計算機，計算出海量的數據。
“兩彈一星”背后，更多的是數以萬計的無名英雄。
中國制造原子彈的第一塊鈾礦石來自廣西。為了這塊將要開啟中國核工業發展道路的石頭，十幾名地質隊員付出了生命。
1958年，鄧小平同志批準建設“核工業第一批廠礦”的七一一礦，自此拉開了新中國天然鈾生產的大幕。
不過，開發鈾礦是中國過去沒干過的事，應用的是新技術，碰到的也都是新問題。
設備不足、人才不足，建設者們只能依靠自己，摸著石頭過河，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建礦最早、當時出產鈾礦井鈾礦石最多的七一一礦工作人員，為此做出了巨大犧牲，包括長眠于此的74位為找鈾采鈾捐軀的勇士。
在這曲改變新中國命運的交響樂中，北京第六研究所(現中核集團核工業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彈奏的是“序曲”——生產制造原子彈的原料二氧化鈾。
1960年7月，當莊興海等人滿懷豪情來到北京第六研究所時，蘇聯專家已于當年6月突然提出終止合作、帶著資料回國。
莊興海回憶道，生產廠籌建初期，除不銹鋼為進口，陶瓷缸、陶瓷泵、搪瓷攪拌槽、動力裝置在內的材料設備全部實現國產，并因陋就簡采用了一些閑置設備：買不到不銹鋼閥門，就用試制的不銹鋼拷克替代;一時設計不出正規的熱分解爐，便設計制造簡易的二氧化鈾煅燒爐，并用耐火瓷管代替供應有缺口的耐火磚。
正是靠一股自力更生的干勁，硬拼無數個日日夜夜，建成了二氧化鈾簡法生產廠。
到1962年底，這個名字里既沒有“礦”也不帶“廠”的單位，提供了噸量級的高純度二氧化鈾和四氟化鈾，加速了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進程。
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原所長李德元曾回憶道，即使是我國核武器理論研究舉足輕重的人物——彭桓武先生當時也并不知道氫彈是什么樣子。為搞清氫彈“模樣”，大家做過現在看來很“蠢”的事——把好幾個月的《紐約時報》借來，一頁一頁翻，希望找到蛛絲馬跡，可惜什么也沒有找到。
這些探索者手中只有最基本的物理學原理，主要“兵器”是一張書桌、一把計算尺、一塊黑板、一顆火熱的心、一顆不知疲倦的大腦。
北京花園路三號院14號樓，我國頂尖科學家曾在此為研制氫彈拼搏了兩年多。
當時規定，每天晚上下班前要把所有材料統一存放在保密室，按張領取的草稿紙用完也要統一回收再由專人燒毀，一切工作只能在辦公室完成。
那時，所有人都主動加班加點，以至領導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晚上十點規勸工作人員下班。許多人抹不開情面假裝離開了，瞅個空子又回到辦公室繼續挑燈夜戰。
在日復一日的計算中，科學奇跡誕生了。
前方喜訊頻傳，大國實力得到顯著提升
1964年10月16日下午，那是至今讓中國科學院院士胡仁宇印象深刻的日子。
當時，包括胡仁宇在內的剛從爆心撤回來的參試人員，被安排在離爆心幾十公里處的一個小山坡上。當聽到廣播里發出“起爆”的指令后，大家起身轉向爆心方向，看到遠處火球翻滾、蘑菇云冉冉升起，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現場歡快激動的場面，胡仁宇至今難以忘懷。
僅僅26個月后，1967年6月17日，羅布泊沙漠腹地，一朵巨大無比的蘑菇狀紫色煙云產生的強烈沖擊波卷起沙塵，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戈壁灘。
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新華社圖片
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了。那一刻，于敏并沒有在現場，而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一直守在電話機旁的他，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計算的結果完全一致，長長地舒了口氣。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新華社圖片
從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到氫彈爆炸成功，我國僅用時26個月，創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紀錄。這對超級大國的核訛詐、核威脅是一記漂亮的反擊。
1999年，《紐約時報》以3個版面刊出特稿：中國是憑本事還是間諜來突破核武器發展?
當時接受記者采訪，于敏指著報道說：“這句話說對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國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開始定的方針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1970年4月24日，歷經艱難攻關，我國首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被送上了天。
1970年4月24日，我國用“長征一號”運載火箭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新華社圖片
雖然“東方紅一號”衛星的功能十分簡單，其成功發射的意義卻遠遠超出了一顆衛星本身。可以說，它是中國航天史上的一座豐碑。
“東方紅一號”使我國成為繼蘇聯、美國、法國和日本之后，第五個成功發射衛星的國家，打破了西方大國對航天技術的壟斷，大大提高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威望，為國人樹立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同時，它的研制為后續航天發展奠定了技術基礎，探索了工藝流程，培養了人才隊伍，為中國航天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體系。
更重要的是，“東方紅一號”研制攻關過程中凝練出的精神財富，構成了我國“兩彈一星”精神和航天傳統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激勵著后來一代代中國航天人奮勇向前。
親歷者說
謝建源：我們用廢棄手套箱做爆炸試驗
受訪者供圖
221基地是我國第一個核武器研究基地，由18個廠區組成。
82歲的原子彈、氫彈研制者謝建源家中進門的玄關墻上，是一張他用四張廠區照片拼接起來的221基地鳥瞰圖。
受訪者供圖
221基地一生產部102車間，是謝建源終生難以忘懷的地方，他在這里成家立業。1964年7月至1967年7月期間，謝建源在那里參加研制生產原子彈、氫彈的“會戰”，并認識了終身伴侶駱繼湘女士。
1964年初，謝建源響應時任二機部核武器研究院院長李覺“到‘前方’去，到‘草原’會戰去”的號召，3月到了“草原”，4月被派往404廠實習。
6月下旬，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朱光亞通過調度電話，要包括謝建源在內的大學生返回221基地，說有緊急任務。謝建源剛巧搭乘我國第一次運送核部件的專列，在嚴密護衛下回到“草原”。
回到“草原”，車間技術負責人、車間副主任宋家樹(現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告知，6月13日車間發生了8號切屑燃燒事故，全工段被污染，80多人因此住院治療，車間因此停產。當時已臨近產品出廠日期，盡快解決切屑處理問題迫在眉睫。事故起因是車間準備把浸泡在四氯化碳中的切屑從小桶中倒出裝入大桶，以便運到202廠進行回收處理。裝桶時想多裝些、壓緊些，結果造成有些切屑暴露在空氣中，發生了自燃。
切屑處理非常重要，它不僅影響第一顆原子彈研制進程，也是今后要進行的核武器研制生產必須解決的問題。
當時，既無實驗場地也無實驗設備，包括謝建源在內的4個剛畢業的大學生組成攻艱小組，解決切屑處理問題，保證儲存和運輸時的安全。謝建源擔任小組負責人，雖然當時他還是未轉正的見習技術員。
沒有場地，在車間西邊空闊的草地上鋪上塑料布，這就成了大家的小實驗場。鋸一根不銹鋼管當作攪拌棍，自己設計一些簡單試驗設備，大家就用這樣的“土”辦法進行試驗，逐漸認識切屑燃燒的規律。
當時，大家全身心投入，每天早起就往車間走，在車間洗漱后到食堂買二兩稀飯，吃個烤饅頭片即投入工作，晚上都在辦公室學習、整理實驗數據等，基本要到十點后才回宿舍。這樣的生活周而復始，但沒人覺得單調。
通過一次次嘗試，大家對切屑的屬性有了深刻的認識，并采用最經濟簡單的辦法，圓滿完成了任務。
指導研究工作的宋家樹曾這樣概括：在第一顆原子彈攻關過程中，發生的嚴重鈾切屑燃燒事故，成為影響攻關的一大難題。謝建源參加并負責這一問題的研究工作，在大量試驗基礎上提出防止燃燒、滅火及儲存的一套方案，使問題得到解決。
氫彈研制攻關中，102車間的主攻任務是研制生產出合格的輕(熱核)材料部件。當時，謝建源和團隊連聽都沒聽說過輕材料，文獻資料上也僅有關于這種材料理化性質的簡單描述。沒有試驗方法可借鑒、沒有試驗的儀器設備、也沒有試驗的場地，什么現成的條件都沒有，謝建源和團隊就自己創造條件，自己改裝設備。比如，在進行輕材料的粉塵爆炸試驗時，揀來廢棄不用的手套箱，用它來模擬機加工時的密閉工況，配合當時一種較為簡陋的橄欖型吸塵器進行爆炸試驗。
值得一提的是，102車間不僅在科研生產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結出了豐碩成果，而且造就了一批科技人才。
